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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0
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个名流聚集的灯火通明的社交舞会上，灯火通明，觥筹交错，高脚杯中的威士忌折射出金色的光芒，绚烂的礼花在夜空中绽放，向人们提醒着宴会的主人的尊贵身份。在可以欣赏到这一片欢声笑语的露台上，“了不起的盖茨比”转过身来，端起酒杯，向我们致敬。
然而你可能不会想到，在这场酒会正在举行的时候，美国正实行着严厉的“禁酒令”[1]。1920年1月17日，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即《伏尔斯泰德法案》，又称“禁酒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明确规定，在美国境内禁止制造、销售以及运输酒类。
美国禁酒时期销毁酒精饮料
华盛顿国会山里衬衫浆洗得笔挺，头戴着圆顶礼帽的国会议员们有理由为之感到振奋。他们的祖先，那些虔诚的清教徒，白手起家、创业维艰的第一代移民对酒精深恶痛绝：
“作为上帝的选民，在神面前显露出醉酒后烂泥一样的丑态，难道不是一种亵渎吗？”
而到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各色酒饮早已是美国各阶层不可或缺的调剂。夕阳斜照进维托·科立昂的书房，老教父放下怀中的猫咪，站起身来，给来访的客人递上了一杯琥珀色的威士忌。从老教父手中接过酒杯的那一刻，仿佛是一种仪式，从此你就成了老教父的朋友。你只是欠下了一个人情，而你心里知道，总有一天老教父会寻求你的帮助，而老教父会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就算是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的禁酒令，也没有抑制住大众对于酒精的热情。盖茨比也正是靠着禁酒令时期开“药房”，贩卖“药用威士忌”才成为New Money；而这一点为很多靠着资本密集型工业起家的Old Money所不齿。
而帮助这些做烟酒生意起家的“盖茨比们”实现“阶级跃升”的，正是大众对于酒精的消费的强烈需求。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有观点认为，粮食酒起源于农业文明初期余粮的储藏的失误，这也许意味着，酒精饮料产生的暗示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了余粮阶段。要是存粮不足糊口，却拿宝贵的口粮去酿酒，恐怕是会被同部落的人乱棍打出去的。
像酒精一样，许多瘾品其实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后的“消费升级”。
甚至，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对于耗费粮食去酿造酒精饮料也是极为审慎的：在周代的《尚书·酒诰》篇中，就记载了只能在祭祀场合下用酒的规定。汉武帝时期，为了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朝廷更是将酿酒业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和朝廷大员吵吵嚷嚷好几天，也不过是放开了关中地区的酒类专卖。
与肉类相似，酒精饮料的制造需要将可直接食用的谷物水果大量储存，投入漫长的发酵过程。这种花费在已经收获的谷物水果上的大量劳动时间，也正是肉类和酒类“高附加值”的来源。在传统社会，酒类酿造的优先级肯定要大大低于粮食生产；但是，有的时候，国家也会为了某种具体的需要，在灾荒年份大量增加酒类的产量。
1959年夏天，处在灾荒中的贵州省仁怀县突然接到了来自庐山的一通紧急电话。电话的那一头，当时贵州省委的主要领导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要求各县抓紧秋收，保证茅台酒的生产。当年年底，茅台酒达到产量820万吨，比1958年高出近200吨。
第二年，仁怀县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就在这一年，县里又加征了250万公斤粮食用于茅台酒的生产。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间，饥荒中的仁怀县在酿酒业和其他企业耗费了2200多万斤粮食。
在饥荒年景，在五吨粮食只能酿出一斤茅台酒的条件制约下，仁怀县不得不从四川等地调粮酿酒。但是由于盲目扩大产量，酿出的茅台酒成品质量低劣，国内外消费者纷纷表示不满。为了保证生产质量，到1962年，茅台酒的年产量又下调回363吨。[2]
站在仁怀县农民的角度，在饥荒年景大规模扩大酿酒量，也许与暴殄天物无异。但当时，茅台酒的销售乃至出口带来的丰厚利润无疑将大大缓解贵州乃至中央的财政困境。只不过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多快好省”唯独缺了“好”，这样酿出的茅台质量和销量都不尽人意，超额酿造的茅台酒不仅没有为当地带来足够的收入，还加剧了粮荒，造成了更大的悲剧。
“这么神奇的谷物变黄金，连炼金术也要望尘莫及。”
——David Christian
与酒类一样被传统国家“特别关照”的还有茶叶。与酒类不同，茶叶需要将整块土地作为茶田，采摘后焙干水分，即可行销天下。但是，茶叶的种植本身并不能直接解决人的温饱问题，但对长期食肉的人而言，却是餐后解腻的良品，对文人雅士而言，又是身份与品位的象征。这种能够让人轻微上瘾的神奇树叶在唐代大行其道。唐代晚期，为了改善税收，宰相王涯建议实行茶叶专卖制度（茶榷）[3]，后来，更是禁止民间私自贩卖茶叶。自唐以后，茶叶和盐的专卖收入一直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晚清。
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像酒精和茶叶、咖啡这样的成瘾性饮料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文化圈共同的文化符号：东亚文化圈的茶道、俄罗斯人对酒的痴迷，以及随着大英帝国的战舰走遍世界的“下午茶文化”都离不开这些让人迷醉的液体。
俄罗斯人对酒精的痴迷，可能源自于保佑这片土地的严寒。凌冽的寒风在16世纪击退了波兰人，在19世纪困住了拿破仑，在20世纪淹没了法西斯德国的铁蹄，但对俄罗斯人而言，这样严酷的天气同样不好受。酒精饮下之后的血脉喷张的感觉，点燃了瑟缩在冻土地带寒风中的人们久违的热情。
残酷的战争中，酒是士兵们最好的慰藉。纳粹的钢铁洪流固然可怕，但在伏特加的加持下，“红军最强大”的歌声却比在夏季的酷热中更加嘹亮。瓦西里耶夫把波波沙冲锋枪跨到背后，就算是半杯的伏特加，只要端在手里，凝视着残阳下的荒野，就是战斗结束后的小确幸。除了硝烟，卫国战争的前线，还弥漫着伏特加的酒香。
▲“同志，伏特加！”
1859年的俄罗斯帝国，公开市场上可以卖到 2 卢布的裸麦，经过蒸馏、 掺水以及课税之后，在酒馆中的售价竟高达 64 卢布！[4]
可是就算这样，哪怕是最穷苦的农奴也愿意在悲伤的时候来上一杯排遣一下愁苦的心情，在高兴的时候来上一杯让气氛更加热烈。广袤的冻土地带，冬季寒冷而漫长，栖身在用木头搭成的窝棚里的农奴，听着外面凛冽的寒风，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破旧的冬衣。还有什么能比在这个时候来上一杯伏特加更令人愉悦的呢？
▲豪饮“快乐水”的俄罗斯人
暴雪和寒风塑造了俄罗斯人豪迈的性格。俄罗斯人心目中，伏特加最好的饮用方式便是直接整瓶冰镇，而不是在杯中放入融化后会冲淡酒体的冰块。冰镇后的伏特加，过喉的瞬间是沁人心脾的清冽，随着酒体沿着食管流向胃中，火焰也从上到下地温暖了整个身体。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谁又能拒绝这种诱惑呢？
有了强烈的需求，自然不愁丰厚的利润。而利润，天生就是资本竞相追逐的猎物。
“如果有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资本的唯一目的便是自我增值。而在资本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参与其中的人们，手上沾满了他人的鲜血。
在欧洲殖民者征服新世界的过程中，酒精等瘾品也是“功勋卓著”。人们往往认为是欧洲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航海时代三角贸易中黑奴买卖的地狱之门。殊不知，打开这道地狱之门的，与其说是来复枪，不如说是蒸馏酒。在欧洲人带来的蒸馏酒面前，非洲人日常饮用的棕榈酒显得寡淡如水，为了从远道而来的航船上换来烈酒，他们不惜对自己的同胞亮出了刀刃，将大批战俘送上了殖民者的船只。
▲被贩卖到美洲种植园中的黑奴
在美洲，为了换取白人带来的烈酒，印第安人先是焚薮而田猎取山中野兽的皮毛，继而卖妻鬻子，最终部落离散，种族瓦解。
同样作为套在被压迫民族身上的绞索的，还有鸦片。建设纵贯美国的太平洋铁路的华人劳工，除了受到非人的歧视，还沦为了鸦片的奴隶。鸦片使得华工持续处于负债和依赖状态。这些从中国来的“苦力”大多是单身汉，平时生活寂寞，而又缺少传统社群的慰藉与约束——终日的辛苦劳作后，能让疲惫的身心放松下来的，无外乎赌博、嫖妓和鸦片。
在那个乡土情结浓重的年代，大多数劳工“下南洋”都是为了赚点钱，好回家盖上几间大瓦房，置上几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鸦片却让劳工们的财务状况陷入了恶性循环——第一代海外移民并不是觉得“外面的月亮更圆”，而实在是囊中羞涩，买不起回程的船票。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在任何买卖的背后，都逃不过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沾上瘾品的资本固然看起来面目可憎，但成就这些的，却是瘾品强劲的消费需求。
在经济学中有一种“棘轮效应”，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
瘾品上的消费更是如此。
瘾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要维持快感水平不下降，需要不断地加大剂量。就算是在经济景气的好时光里面，因为消遣娱乐而初尝瘾品，可一旦成瘾后，哪怕是在经济情况急剧恶化的萧条年份，瘾君子们也会为了获得瘾品而不顾一切地节衣缩食——瘾品是一个超越经济周期的存在。
衡量商品属性的角度中有一种叫做“价格需求弹性”，即商品消费量变动的百分比与价格变动百分比之间的比值——当比值大于 1 时，需求是有弹性的， 也就是说如果涨价，消费量将大为减少；如果小于 1，需求是缺乏弹性的，换言之，哪怕是价钱涨到天上去，该买还是要买。
经济史学家Alfred Rive研究发现，1860至1900年失业率由2%上升到10%，但烟草的消耗量只减少了1%，除了人口的增长，烟草需求弹性的缺乏也难辞其咎。在大萧条期间，英美烟草集团(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另一种BAT)的销量甚至创下了新纪录。 [5]
“吸烟是当年人类最能普遍接受的新娱乐”
——V.G.Kiernan
烟草跨越了民族和季节，给形色各异的人们带来了吞云吐雾的快感，从爱尔兰到中国东北，到处是沉溺于各种香烟的男男女女。正是这种庞大的消费群体，支撑了烟草企业丰厚的利润。
在投资人眼中，烟草企业是优良的投资标的:《华尔街日报》的老板巴伦(C. W. Barron)的儿子透露，家族的投资组合在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只持有三只股票——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派拉蒙电影(Paramount Pictures)和美国烟草公司 (American Tobacco)。
股神巴菲特在消费品方面除了钟爱可口可乐之外，烟草公司也是股神青睐的对象。
“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香烟业？制造只用一分钱，卖出去可以卖一块钱。抽烟的人会上瘾，而且又非常强烈的品牌忠诚度。”
——巴菲特
“钓鱼穷三年，玩鸟毁一生。”
瘾品是消磨时间的好帮手。正如前文所述，瘾品的消费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使得人们的生活中有了越来越多的空闲时光。如果说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为了save time（节约时间）的话；那么瘾品消费，则是为了kill time（消磨时间）。
在人类文明的远古时代，充饥果腹需要耗费一天的辛劳；而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即便是以最低时薪标准工作三个小时，也可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在吃饱喝足之后，一些人为了发泄剩余的精力，派遣生活的苦难，往往会投入瘾品的怀抱。
对于锐意求强的君主而言，国民对瘾品的痴迷往往是其“宏图大业”的隐忧。早在彼得大帝时期，对酒精饮料的限制就已经提上日程。同样，对于热心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者而言，瘾品的泛滥也无疑是对“革命意志”的侵蚀。十月革命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即着手关闭各类酿酒厂，禁止酒精饮料的贩卖。1923 年，那位毕生追求“不断革命”的“先知”托洛茨基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伏特加售卖的禁令已经与八小时工作制一起，成为“工人阶级生活新表征的两大事实”。
然而，酒精的力量竟然最终征服了革命的战士，甚至“革命领袖”最终也沉溺于杯中之物不可自拔。作为苏联政坛“常青树”的外长葛罗米科(Andrei Gromyko)曾向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抱怨称，酗酒问题已经严重到危害国家的程度，苏联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受到了酗酒造成的不良影响[6]。听着这位老臣的“谋国”之言，这位“酒神”总书记却轻描淡写地插嘴道:“安德烈，你该知道，俄罗斯人是非喝个够不可的。”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他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在位十五个月也随他而去。而接替安德罗波夫的，是当年在政治局酒量唯一能与勃列日涅夫匹敌的契尔年科，他因为长期酗酒罹患肝硬化，任总书记十三个月后去世。
▲《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酗酒引发的问题，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屡见不鲜。从伊凡雷帝到叶利钦，俄国名人醉酒的记录远高于其他各国。除了酗酒导致的过早死亡、家庭不稳定、高发的车祸、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之外，甚至存在不法发商贩对沐浴露、防冻液等含有乙醇的工业品进行蒸馏，制造假酒的恶劣行为。
2018年5月，一名37岁的俄国男子在画廊的咖啡馆豪饮伏特加后，高喊着“伊凡雷帝没有杀他儿子”，绕过四名保安，将保护列宾名画《伊凡雷帝杀子》的玻璃罩打了个粉碎，“画作严重损毁”。
一个人对瘾品的过度依赖，虽然可以归因于个人意志的堕落；但一个社会对瘾品的过度依赖，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的表征。
在宣称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晚期，由于国际油价下跌，苏联各项财政补贴捉襟见肘，大量普通百姓为了排遣生活的单调枯燥，便在斯拉夫人的“快乐水”中放纵自己。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人均肉类产量甚至不及帝俄时期。努力工作的结果呢?就算是工资拿到手里，又能从哪里买到必要的消费品呢?
虽然面向权贵阶层的特供商店中商品琳琅满目，但供市民消费的普通商店里面的货架却是空空如也。上级承诺的体育设施和文化福利也是画饼充饥。生活索然无味——酒精是少有的能抓在手里的消遣。
说实话，俄罗斯人对酒精的痴迷，还真怪不到那一个个醉醺醺的“堕落者”头上。戈尔巴乔夫倒是觉得俄国人不能在这样醉下去了，在他就任总书记的当年，便颁布了《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下令全苏关闭伏特加酒厂[7]。但苏联人民却并不买这位最高领导人的账，伏特加喝不了，自家酿的“萨玛贡”也可聊慰风尘。戈尔巴乔夫此举非但没能挽救苏维埃，反而让俄国人觉得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领导人面目可憎。而那个总是在人前喝得五迷三道的叶利钦，反而收获了“平民总统”的良好形象。
▲叶利钦逼宫戈尔巴乔夫
“再苦再难再迷路，拒绝黄赌毒。”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峰会过程中，中美双方元首“习特会”结束后，美方希望同中方一道加强对一种叫做“芬太尼”的精神类药物的管控，以至于国内的A股上市公司人福药业(600079)连夜发布公告称，公司生产的芬太尼类药物均通过合法渠道进行销售，不存在向美国走私的可能。
▲用于治疗感冒的芬太尼，却无意成了瘾君子的“快乐源泉”
芬太尼只是美国当今实验室合成毒品的一种重要原料，从中却可以管窥美国的毒品问题。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显示，虽然美国宏观经济表面上看来持续改善，失业率甚至降低到了近十年来较低水平，但川普“选票仓”的中部各“锈带”州，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男性死于毒品、酗酒、自杀的人数近年来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另有保守估计美国每年死于毒品的人数约有6.5万人，而每年死于车祸和枪杀的人数分别为3.5万和3万人——毒品的造成的死亡竟是车祸和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从年龄段分布上讲，死于毒品的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 25~54 岁。
越是在经济前景悲观的地方，瘾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越严重。单用禁止的手段，一味地强调成瘾者的道德沦丧，而不是从社会发展前景上找原因，实际上都是“治标不治本”。
要做到“标本兼治”，恐怕更多地还是要以社会的长效发展为抓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要期望解决瘾品问题可以“毕其功于一役”。
使用瘾品，在某种程度上固然是个人的选择，但瘾品滥用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却是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惠及每个人的医疗保障体系，靠的是辛勤工作的纳税人的供养。“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你作为一个工薪阶层，每个月发工资那天，工资到账的提示短信，或许会让你感到无比开心，甚至可以晚上去烧烤摊撸个串儿来庆祝一下，但如果你突然想到，这个社会的医疗保障系统正在为那些滥用毒品的瘾君子埋单，这时你是否会完全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或许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会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禁止公民滥用瘾品。
不过，话又说回来，面对着甜蜜的糖果、诱人的香烟啤酒，乃至色香俱全的火锅，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瘾品控制下的“瘾君子”呢？或许，人类的历史，还要在这种欲望与理性的搏斗中继续走下去。
而在这条历史长河之中，人类技术的进步也不断推动着瘾品的更替与发展。除了纯度越来越高，劲儿越来越大的传统的瘾品以外，斗鸡走马、赌博听戏这些娱乐项目也同样能让我们的大脑体验到愉快的气氛，从而让人无法自拔。
据说，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赶到热河之后，陷入了极大的苦闷，除了天天饮酒纵欲之外，还痴迷京剧，在流亡承德的一年里，行宫里的锣鼓声夜夜不停，直到皇帝晏驾那一天才停歇。
从歌舞，到戏曲，再到电影、电视剧，乃至今天我们手机里的各种娱乐软件，这种“另类瘾品”似乎也遵循着茶叶、酒精和香烟、糖、辣椒的发展轨迹，日甚一日地刺激着我们，让我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今天，在不眠之夜打开手机，在“抖音”“快手”和“知乎”的碎片间流连忘返的我们，也不能不说是深陷这种“另类瘾品”而乐在其中呢。
带给我们快乐“错觉”的瘾品，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改变了我们的行为、兴趣和观念，并无时无刻不被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文化、技术和社会推动着改变自己的样貌。也许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从某个角度看也是这样被瘾品驱动并不断寻找新瘾品的历史吧。
参考：
[1] Shapingthe Eighteenth Amendment: temperance reform, legal culture, and the polity,1880–1920
[2] 揭秘“三年困难时期”的茅台酒生产
[3] 浅谈唐代榷茶制的形成
[4][5] 上瘾五百年
[6]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
[7] The Gorbachev Anti-Alcohol Campaign and Russia'smortality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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